徵地浮濫 是衝突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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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地浮濫 是衝突的根本原因

文章L-archi » 2010 7月 01 (週四) 8:3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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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地浮濫 是衝突的根本原因
* 2010-07-01 * 中國時報 * 【李丁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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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日前璞玉計畫公展說明會湧入千餘土地被徵收民眾,反對徵收者在會場拉起「縣府交大強盜土匪」等抗議布條。(羅浚濱攝)

 徐世榮教授在日昨的「時論廣場」指出,台灣的土地徵收制度遠離正義,只要徵收程序啟動,被徵收的一方就完全沒有說話的餘地,而且還可以說是依法行政。這是台灣徵收制度的嚴重缺陷。但筆者要指出的是,除了《徵收法》的問題之外,徵收過程中的浮濫與舞弊,讓不該徵收的土地也強被徵收,可能才是近來眾多徵收衝突的根本原因。

 近年來,台灣的土地徵收每年都在急速增加中。二○○一年的徵收面積有三二八一公頃,但到了二○○八年,徵收土地面積到達六六一八公頃。這個面積與日本相比,幾乎是日本的十倍。但是,台灣土地的面積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我們土地徵收的輕易與浮濫,可見一斑。最近在新竹地區的幾件徵收案,都備受爭議,包括竹東二重埔、竹北的知識旗艦園區、竹南的大埔、後龍的灣寶等。

 為什麼台灣的土地徵收那麼輕易浮濫呢?一個比較正式的、檯面上的理由是,進入九十年代後,資本逐漸全球化,國家為了強化資本的國際競爭力,於是對資本進行大量援助,其中包括建設大量的「園區」供資本家使用,而產生所謂的「新圈地運動」。這是新自由主義全球擴張的一環。國家也在國際競爭的口號中,以社會發展為名,輕易取得圈地的合法性。

 但弔詭的是,這種圈地的合法性,竟也演變成浮濫徵收的主因。政治人物以發展之名,可以輕易徵收土地,是製造官商勾結最有利的條件。本來,土地徵收必須有「公共性」和「必要性」的先決條件,但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局勢下,這些公共性和必要性的評估很容易被忽略。

 竹東二重埔的徵收案,雖然以竹科三期為名,但跟竹科毫無相關,既沒有公共性,也沒有必要性。竹南的大埔徵收案,本來是因應「群創」要地,才突然增加五公頃。二○○九年群創合併統寶光電,已無擴廠需求,但縣政府仍然繼續徵收,其必要性何在?後龍灣寶的徵地也是沒有必要性,因為附近銅鑼園區的土地,幾乎都還沒有使用。竹北的「知識旗艦園區」,由交大主導,用知識的名義加入徵地的行列,一徵就是六百公頃,根本看不出必要性,甚至沒有公共性。

 以上這些徵地案,既無公共性,也無必要性,與其說是為了社會的發展,不如說是為了政客的私利和財團的貪婪,這才是讓受害者最不服氣的地方。況且,農民們辛苦耕耘了幾個世代的土地良田,卻以低價轉讓財團,怎能讓人心服?社會又怎能不對立衝突呢?

 一九五○、六○年代,我們以農業培養工業。現在,工業起來了,應該是回饋農業的時候。可是,我們的政府還是「以農養工」,讓政商可以輕易勾結,竊奪農地。大埔的例子更是公然搶劫。尤其,氣候變遷,台灣正需要一個永續的農業來帶動整個社會的永續發展。馬政府卻輕易摧毀農業和土地,不知道其執政目標和方向在哪裡?

 (作者為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教授兼主任)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0,5252 ... 8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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