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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地浮濫 是衝突的根本原因
* 2010-07-01 * 中國時報 * 【李丁讚】
圖為日前璞玉計畫公展說明會湧入千餘土地被徵收民眾，反對徵收者在會場拉起「縣府交大強盜土匪」等抗議布條。（羅浚濱攝）
徐世榮教授在日昨的「時論廣場」指出，台灣的土地徵收制度遠離正義，只要徵收程序啟動，被徵收的一方就完全沒有說話的餘地，而且還可以說是依法行政。這是台灣徵收制度的嚴重缺陷。但筆者要指出的是，除了《徵收法》的問題之外，徵收過程中的浮濫與舞弊，讓不該徵收的土地也強被徵收，可能才是近來眾多徵收衝突的根本原因。
近年來，台灣的土地徵收每年都在急速增加中。二○○一年的徵收面積有三二八一公頃，但到了二○○八年，徵收土地面積到達六六一八公頃。這個面積與日本相比，幾乎是日本的十倍。但是，台灣土地的面積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我們土地徵收的輕易與浮濫，可見一斑。最近在新竹地區的幾件徵收案，都備受爭議，包括竹東二重埔、竹北的知識旗艦園區、竹南的大埔、後龍的灣寶等。
為什麼台灣的土地徵收那麼輕易浮濫呢？一個比較正式的、檯面上的理由是，進入九十年代後，資本逐漸全球化，國家為了強化資本的國際競爭力，於是對資本進行大量援助，其中包括建設大量的「園區」供資本家使用，而產生所謂的「新圈地運動」。這是新自由主義全球擴張的一環。國家也在國際競爭的口號中，以社會發展為名，輕易取得圈地的合法性。
但弔詭的是，這種圈地的合法性，竟也演變成浮濫徵收的主因。政治人物以發展之名，可以輕易徵收土地，是製造官商勾結最有利的條件。本來，土地徵收必須有「公共性」和「必要性」的先決條件，但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局勢下，這些公共性和必要性的評估很容易被忽略。
竹東二重埔的徵收案，雖然以竹科三期為名，但跟竹科毫無相關，既沒有公共性，也沒有必要性。竹南的大埔徵收案，本來是因應「群創」要地，才突然增加五公頃。二○○九年群創合併統寶光電，已無擴廠需求，但縣政府仍然繼續徵收，其必要性何在？後龍灣寶的徵地也是沒有必要性，因為附近銅鑼園區的土地，幾乎都還沒有使用。竹北的「知識旗艦園區」，由交大主導，用知識的名義加入徵地的行列，一徵就是六百公頃，根本看不出必要性，甚至沒有公共性。
以上這些徵地案，既無公共性，也無必要性，與其說是為了社會的發展，不如說是為了政客的私利和財團的貪婪，這才是讓受害者最不服氣的地方。況且，農民們辛苦耕耘了幾個世代的土地良田，卻以低價轉讓財團，怎能讓人心服？社會又怎能不對立衝突呢？
一九五○、六○年代，我們以農業培養工業。現在，工業起來了，應該是回饋農業的時候。可是，我們的政府還是「以農養工」，讓政商可以輕易勾結，竊奪農地。大埔的例子更是公然搶劫。尤其，氣候變遷，台灣正需要一個永續的農業來帶動整個社會的永續發展。馬政府卻輕易摧毀農業和土地，不知道其執政目標和方向在哪裡？
（作者為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教授兼主任）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0,5252 ... 8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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