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台北的觀點】久違了,王大閎先生◎徐明

【非台北的觀點】久違了,王大閎先生◎徐明松。 2005-02-12
前兩天跟十來位建築界的朋友聚在誠品聊建築前輩王大閎先生,那天絕大多數的與會者都在四十到五十歲之間,共同閒聊我們這陣子努力收集有關老建築師(王大閎已高齡八十八歲)作品的影像。今天大概四十五歲以下的建築人都已經不認識王大閎,乃至沒聽說,當然就更別談一般大眾了。
他到底是誰?有些甚麼重要性?需要我們大費周章地聯絡一堆人,煞有介事的去談他與其作品?好!我們試著引述幾段他的生平與經歷:「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生於北平,父親王寵惠是一國際知名的法學專家(早年留駐荷蘭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翻譯德國的民法為英文,深獲評論界好評將其列為美國大學中的教科課本),歷任中國第一任外交部長,行政院長及司法院長)」、「一九三○年進入瑞士栗子林中學過著極嚴格的學校生活,一九三六年進入英國劍橋大學機械系後即轉建築系」、「一九四一年進入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拜師葛羅培,同班同學有貝聿銘、強生(PhilipJohnson)」、「一九六一年設計台大學生活動中心、一九七二年蓋外交部辦公樓與國父紀念館」、「一九七七年譯寫《杜連魁》(王爾德原著,九歌出版社出版)嘲諷或寓言已迫不及待的當代台北欲望」……,當然他的事蹟還不只這些,據說他正在完成一部以英文書寫的科幻小說,我見過書的封面,書封左上角有文字組合而成三角圖案,其餘幾乎留白,述說一種簡潔,也傳遞一種具速度的未來。
奇怪的是,這樣一位在過去聲譽卓著、多才多藝的建築師,竟幾乎遭人遺忘。如果你願意走一趟國父紀念館,仔細欣賞一下建築物的細部設計,你會發現那份用心與細膩,你也會慨嘆社會並沒有因為時間推進而變得更進步。或者是你願意走一趟位於濟南路上(近新生南路口)的虹廬,你會驚訝有人在一九六二年就已經認真思考傳統建築的空間意象或氛圍如何轉化到高層集合住宅的問題,譬如說屋頂女兒牆的故意脫離屋頂樓板,或者是餐廳空間的外窗可以看到按鈴者的身影(一樓入口的狹長中庭則為合院空間的轉化)。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社會可以那麼不在乎過去,或怎樣的教育讓我們毫無歷史的縱深?在歐洲念書時,西方人總是可以用幾零年代來談一代代的差異,而我們卻棄周遭如敝屣。「耳熟能詳」西方的一切未必是件壞事,但讓自己的文化變成一種層層毫無關聯的「潛水艇麵包」,似乎又令人擔心。這種不斷追逐流行的拿來主義,藉由快速地資本主義市場運作,已經橫行台灣許多年,幾乎變成我們看待事情的方式。這種淺碟子文化當然可以適應快速變動的周遭環境與世界局勢,中小企業的台商過去五十年就是這樣在世界披荊斬棘脫穎而出的,然而台灣能一直這樣?答案自然不是。因為產業的提昇,最終需要文化的支撐。
王大閎先生與其作品象徵一個世代的態度,也完整地代表了第一代建築師在接受西方教育後,如何思考兩種文化的融合與對話。他更是少數在這條道路上持之以恆、堅持不懈的建築師,如今我們重新回顧王大閎的作品,當然不是鄉愁性地重回,更不是諂媚地向他致敬。我們希望在他身上與作品中找到可以繼承的價值,或找到讓我們自己可以定位的歷史價值。
.....2005-02-12【台灣日報】
前兩天跟十來位建築界的朋友聚在誠品聊建築前輩王大閎先生,那天絕大多數的與會者都在四十到五十歲之間,共同閒聊我們這陣子努力收集有關老建築師(王大閎已高齡八十八歲)作品的影像。今天大概四十五歲以下的建築人都已經不認識王大閎,乃至沒聽說,當然就更別談一般大眾了。
他到底是誰?有些甚麼重要性?需要我們大費周章地聯絡一堆人,煞有介事的去談他與其作品?好!我們試著引述幾段他的生平與經歷:「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生於北平,父親王寵惠是一國際知名的法學專家(早年留駐荷蘭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翻譯德國的民法為英文,深獲評論界好評將其列為美國大學中的教科課本),歷任中國第一任外交部長,行政院長及司法院長)」、「一九三○年進入瑞士栗子林中學過著極嚴格的學校生活,一九三六年進入英國劍橋大學機械系後即轉建築系」、「一九四一年進入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拜師葛羅培,同班同學有貝聿銘、強生(PhilipJohnson)」、「一九六一年設計台大學生活動中心、一九七二年蓋外交部辦公樓與國父紀念館」、「一九七七年譯寫《杜連魁》(王爾德原著,九歌出版社出版)嘲諷或寓言已迫不及待的當代台北欲望」……,當然他的事蹟還不只這些,據說他正在完成一部以英文書寫的科幻小說,我見過書的封面,書封左上角有文字組合而成三角圖案,其餘幾乎留白,述說一種簡潔,也傳遞一種具速度的未來。
奇怪的是,這樣一位在過去聲譽卓著、多才多藝的建築師,竟幾乎遭人遺忘。如果你願意走一趟國父紀念館,仔細欣賞一下建築物的細部設計,你會發現那份用心與細膩,你也會慨嘆社會並沒有因為時間推進而變得更進步。或者是你願意走一趟位於濟南路上(近新生南路口)的虹廬,你會驚訝有人在一九六二年就已經認真思考傳統建築的空間意象或氛圍如何轉化到高層集合住宅的問題,譬如說屋頂女兒牆的故意脫離屋頂樓板,或者是餐廳空間的外窗可以看到按鈴者的身影(一樓入口的狹長中庭則為合院空間的轉化)。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社會可以那麼不在乎過去,或怎樣的教育讓我們毫無歷史的縱深?在歐洲念書時,西方人總是可以用幾零年代來談一代代的差異,而我們卻棄周遭如敝屣。「耳熟能詳」西方的一切未必是件壞事,但讓自己的文化變成一種層層毫無關聯的「潛水艇麵包」,似乎又令人擔心。這種不斷追逐流行的拿來主義,藉由快速地資本主義市場運作,已經橫行台灣許多年,幾乎變成我們看待事情的方式。這種淺碟子文化當然可以適應快速變動的周遭環境與世界局勢,中小企業的台商過去五十年就是這樣在世界披荊斬棘脫穎而出的,然而台灣能一直這樣?答案自然不是。因為產業的提昇,最終需要文化的支撐。
王大閎先生與其作品象徵一個世代的態度,也完整地代表了第一代建築師在接受西方教育後,如何思考兩種文化的融合與對話。他更是少數在這條道路上持之以恆、堅持不懈的建築師,如今我們重新回顧王大閎的作品,當然不是鄉愁性地重回,更不是諂媚地向他致敬。我們希望在他身上與作品中找到可以繼承的價值,或找到讓我們自己可以定位的歷史價值。
.....2005-02-12【台灣日報】